李亚华：建议农商银行实行差异化的资本充足率考核政策

发布时间：2025-07-05 23:00:34 来源：别有风味网 作者：探索

来源：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

农信社作为省政府信用背书并兜底的李亚银行，由省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华建具有一定政策属性，议农异化与其他商业银行在风险处置上有着本质区别，行实行差应实行差异化资本充足率考核政策。本充

——湖北省联社

党委书记、足率政策理事长

李亚华

11月22日，考核在第四届中国农金30人论坛广西会议上，李亚湖北省联社党委书记、华建理事长李亚华就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分享了自己的议农异化看法。

李亚华表示，行实行差资本充足率反映的本充是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是足率政策商业银行每个月、每个季度都需要面对和艰难努力解决的考核监管指标。实施资本充足率管理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李亚强化银行风险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农信机构是否天然就需要资本充足率管理，如何制定科学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和补充资本，其实是应该可以思考和探讨的。

01

当前农信系统资本充足率现状

李亚华对当前农信系统以及湖北农信系统自身的资本充足率现状进行了分析。

从全国农信系统来看，2022年6月末，全国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25%，较全国商业银行14.87%的平均水平低2.62个百分点，在商业银行中处于最低水平。

李亚华介绍，湖北农信机构资本充足率12.47%，略优于全国农村商业银行0.22个百分点，全省76家农商银行全部达到10.5%的监管要求，但长期处在艰难的达标努力之中。尤其是这几年，全省农信机构发展较快，每年新增资产上千亿，需要补充资本上百亿，压力巨大。

02

农信机构资本充足率管理面临的难题

对于资本充足率管理，李亚华强调了当前面临的一些难题。

资本净额补充面临较大压力

内源性资本补充不足。内源性资本补充主要来源于盈余积累。近年湖北农商银行贷款规模持续增长，但利差逐年收窄，由2017年末的4.71%降至2022年9月末的2.36%，削弱了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能力。

股东补充资本实力较弱。农信机构股东主要是内部员工股东、自然人股东和民营企业股东，且大多为当地中小企业，经营压力较大，投资意愿下降，难以拿出“真金白银”补充农信机构资本金。即使愿意增资扩股，由于农信机构股东以财务投资为主，对分红要求较高，频繁增资扩股极易造成扩股速度快于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剧分红压力，消耗利润补充资本的能力。

其他资本补充渠道有限。农信机构上市的较少，符合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方式补充资本条件的农信机构也不多，且市场认可度低、流动性差，发行较为困难，利率较高，财务压力较大。

风险加权资产管控面临较大压力

高权重风险资产增加对资本占用加大。目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基本为全牌照经营，不占用资本的轻资产业务占比较高，2021年招行非息收入占比38.4%、中行占比29.8%，相对较低的农行也达到19.7%。但多数农信机构普遍只有存贷汇业务，资本消耗较大。农信机构信用和中小微贷款风险权重都是100%，相较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50%的风险权重来说，进一步加速了资本消耗。

农信机构风险资产计量方法处于劣势。计划实施新资本协议前采用高级方法测算后，资本充足率提升了143个BP，资本占用情况大幅改善。但农信机构信用风险计量等一直采用标准方法，在资本充足率计量中处于劣势。

资产质量下降对资本补充形成双重压力。农信机构以服务支农支小为宗旨，整体不良率下降，但净增额仍在上升，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提取贷款损失准备也会导致资本净额下降。

03

农信机构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政策建议

“在所有商业银行中，农信机构是极其特殊的一类，其性质不同于国有银行，也不同于股份制银行，更不同于外资银行，而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责任银行。”李亚华表示。

从国家政策上来看，《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规定：农信社交给省级人民政府管理，由省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进一步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继续承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近期，央行行长易纲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文章中指出，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农信机构作为省政府信用背书并兜底的银行，由省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具有一定政策属性，与其他商业银行在风险处置上有着本质区别，应实行差异化风险考核政策。

适当降低资本充足率下限。农信机构当年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用于当地，承担较多社会责任。建议可考虑将农信机构资本充足率下限由现阶段的10.5%下调至5%-8%，同时降低“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等资产风险权重，减少对农信机构的资本消耗，释放更多资金支持县域实体经济发展。

适当增加不良贷款容忍度。建议对农信机构普惠型小额贷款、抵押贷款等较低风险业务，在不良贷款认定时适当放宽容忍区间，如关注转次级、次级转可疑时适当延长时间，对涉农及小微贷款不良率的标准放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对资本的消耗。

支持多渠道补充资本。推进政府专项债补充农信机构资本进程，推动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资金直接注资，或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注入可变现优质资产等方式补充资本。支持质量、规模效益达到上市条件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不受规模影响优先上市融资，丰富资本补充渠道。

鼓励拓展轻资本业务。在农信机构拓展现金管理、财富管理、代理保险、代理债券等中间业务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同时支持农信机构积极投资低风险债券及同业业务，鼓励发展零售、消费、微贷、保理等轻资产业务，推进农信机构资产结构转型，补充因支农支小承担的资本消耗。

推动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法。在业务数字化转型中，推动风险管理从定性为主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切实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04

深入研究农信机构的特殊性，探索最特殊的农信机构资本充足率金融政策

在所有商业银行中，农信机构是极其特殊的一类，李亚华认为，有五点特殊性。

从机构性质来看，农信机构不是纯粹的民营银行，而是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听党指挥、替政府分忧、支农支小的责任银行。

从股东身份来看，农信机构的股东不是决策者和当家人，而是典型的财务投资者。

从高管身份来看，农信机构高管不是股东和资本代言人，而是党组织提名和管理的党的农村金融干部。

从员工身份来看，农信机构员工不是股东或高管的打工仔，而是热爱农村金融事业的农信机构的主人。

从省联社定位来看，省联社既是市县农信机构发起设立的合作制企业，更是代表省政府行使对农信机构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

“一言以蔽之，农信机构最大特殊性就是，其实际控制人是省政府，而不是股东。”李亚华强调，农信机构的上述五个特性，决定了其作为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建议淡化甚至取消对农信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政策。

提高资产质量，控制不良贷款，是防控风险的根本之策。2017年以来，湖北省联社持续推进责任银行、合规银行、智慧银行“三大银行”战略，推动信贷五个转变，即：由以前主要服务少数客户，向服务更多客户转变；由以前主要发放大额贷款，向发放小额贷款转变；由以前向众多行业发放贷款，向少数特定行业发放贷款转变；由以前向企业多阶段全生命周期发放贷款，向企业少数阶段部分生命周期发放贷款转变，由以前农商行少数高层营销贷款，向更多员工营销贷款转变。实施“五个微贷革命”，即：革部分同志忘记初心、偏离主业的命；革少数高管以贷谋私、利益输送的命；革部分信贷人员懒惰、轻闲、等客上门的命；革部分贷款大户只借不还、靠逃废金融债务发财的命；革部分机构只贷不收、效益低下、经营亏损但薪酬只能涨不能降的命。单户10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由43%提高到64%；单户5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由32%提高到56%。近五年，新放贷款3503亿元，不良率仅0.23%，累计发放500万元以下微贷6066亿元，不良率0.51%，排全国农信系统甚至全省银行系统前列。由于新增不良有效控制，存量不良持续化解，减少了资本消耗，风险防控能力得到提升。

资本金不能防范风险，反而削弱风险抵补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引言第一段指出，“改革的目标在于提高银行业在任何金融或经济状况压力下吸收损失的能力”，并指出“银行风险暴露应由高质量资本基础支撑，这些非常关键”。但事实上，从我国问题银行来看，10.5%的资本要求，经营杠杆仍然较高，对于防范风险杯水车薪，并没有覆盖风险。为了维持最低资本要求，农信机构在业务发展中必须持续增资扩股，带来更多分红要求，反而抵消了利润留存的风险抵补能力。

对于中小农信机构，探索通过足额拨备计提覆盖风险。当前部分中小农信机构拨备率较高，实际占用了资本。以某机构为例，2022年6月拨备覆盖率高达380%，资本充足率仅10.6%。如果按100%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可节省约8亿损失准备充实资本，资本充足率可提高约6个百分点。

对于省级农信机构，探索由省级政府及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建立风险防范金抵御风险。通过建立风险防范金制度，提高省级农信系统对流动性风险的求助能力。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归集的风险防范资金也日益雄厚，即使个别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也完全有能力在全省调配救助资金应对外来冲击。

对于全国而言，探索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转移风险。我国已经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制度，可通过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机构向银行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全部存款，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可以借鉴保险公司的做法，通过对问题农村金融机构整顿、重整等方式替代直接破产清算，由政府兜底承担最终风险。因为银行存款同个人寿险投保一样，不同于天使投资和股市投资，是对政府的信任，必须100%兑付，不能认为国有大行不能破产，小银行就可以破产。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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